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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癌症,到底还存在哪些“卡脖子”因素?

   日期:2017-12-18     来源:科技日报    评论:0    
核心提示:根据最新的恶性肿瘤死亡率排行医学统计资料数据来看,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有所提升并持续引发当今社会各方的关注和重视。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来到武汉协和医院专门看望白血病患儿,并与20多位肿瘤专家站

根据最新的恶性肿瘤死亡率排行医学统计资料数据来看,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有所提升并持续引发当今社会各方的关注和重视。

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来到武汉协和医院专门看望白血病患儿,并与20多位肿瘤专家“站谈”。在医生办公室,总理仔细询问攻克癌症的最新研究和临床进展情况。其中,有两位专家分别介绍了各自针对肿瘤的囊泡治疗法和CAR-T细胞治疗法。

那么,专家所提到的“囊泡治疗法”和“CAR-T细胞治疗法”,到底是怎样的治疗新方法,目前临床研究与进展如何?在癌症防治与研究中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该如何解决一些“卡脖子”因素?科技日报记者专门走访了多年从事肿瘤临床研究的专家。

肿瘤治疗正向两大方面快速发展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根据最新的恶性肿瘤死亡率排行医学统计资料数据来看,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有所提升并持续引发当今社会各方的关注和重视。

有调查研究还显示,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每4-5个死亡者中就有一个是死于恶性肿瘤的,恶性肿瘤死因高居死亡榜首。

随着恶性肿瘤的高发,我国在肿瘤防治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尤其是在肿瘤治疗上,在国家相关专项资金支持下,一些重点科研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加快新技术的研究、加速抗癌药品的开发。

江苏省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学会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肿瘤中心主任蒋华教授说,“肿瘤治疗领域目前最新的研究进展莫过于两大方面,“囊泡治疗法”和“CAR-T细胞治疗法。”

蒋华告诉记者,“囊泡治疗法”,是针对传统化疗杀伤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对化疗产生耐药性这两大化疗难题,结合细胞内部囊泡运输体系理论,人们提出了“囊泡治疗法”。该技术采用肿瘤细胞释放的囊泡来包裹化疗药物,这些载药囊泡进入体内后更容易被肿瘤细胞(尤其是肿瘤干细胞)所摄取,可以有效地将药物输入到肿瘤细胞内。

“临床试验证实,该技术具有靶向效应、聚焦效应、堵泵效应和免疫平衡效应等优势,具有精准、高效、持久、低毒副作用的效果,领先于其它已出现的抗癌疗法。目前,该疗法已在临床上应用于晚期肺癌合并胸水患者的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患者寿命,达到了预期效果。”蒋华说。

蒋华介绍,CAR-T,就是一种T细胞免疫疗法。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来清除癌细胞,但是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细胞疗法,而不是一种药。它是从癌症病人身上分离免疫T细胞,用基因工程技术给T细胞加入一个能识别肿瘤细胞并且同时激活T细胞的嵌合抗体,即制备CAR-T细胞;在体外进行大量扩增CAR-T细胞,再回输到病人体内;CAR-T目前在部分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效果非常好,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构建的CAR-T也成功用于胰腺癌的治疗,这显示了CAR-T在实体瘤的治疗上同样具有广阔的前景。

“目前的抗肿瘤疗法主要基于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肿瘤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瘤。血液肿瘤主要包括各类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以及恶性淋巴瘤,而实体瘤是以形成肿块为主的,两者的治疗方案和理念不一样。”江苏省抗癌协会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苏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张先稳说。

张先稳认为,虽然目前CAR-T疗法用于血液肿瘤的治疗十分显著,肿瘤学专家也都尝试将该疗法应用于治疗实体瘤。然而,CAR-T治疗也肯定存在不好的地方。CAR-T治疗主要是攻击B细胞,而B细胞主要产生抗体。一旦CAR-T伤害到正常B细胞,势必会造成B细胞产生的抗体减少,这样人就会比较容易感染以及有其他一些特异性的免疫损伤,比如说肾功能的损伤、免疫性的炎症等。

常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陆洪俊透露,这两种疗法只是对肿瘤防治的补充,在肿瘤治疗领域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传统手段手术和放化疗以及靶向治疗,针对免疫检查点的治疗,即免疫治疗,其中后二者是最新的治疗,也可能是最有前景的。

有专家预测,10年内,免疫治疗可能会占据全球癌症治疗方案的60%,这源于缓解患者获得的全面生存率改善。未来十年,免疫治疗肯定会成为肿瘤治疗的重点,但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因为肿瘤问题实在太多,还需探索。

用陆洪俊的话来说,“免疫疗法的联合治疗是未来一个方向。未来会在传统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和其他分支治疗的基础上,各种疗法不断融合、联合或者交叉使用。随着研究的深入,会逐步优化现有治疗方法,越来越精确地筛选病人。”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人在做CTLA-4和PD-1的联合临床试验,未来这类工作会越来越多,值得同样在期待。

肿瘤防治研究面临多个实际问题

在说到肿瘤防治与研究,蒋华说,“我个人认为,在肿瘤的治疗上,不能光是考虑新技术、新理念,还要考虑我们实际情况,毕竟在一个新的技术、理念从被提出到临床应用,仍需通过很多验证、临床试验等,需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

蒋华告诉记者,从我国的肿瘤防治、研究现状来看,仍面临三个实际问题:

新药审批流程较慢。这是因为一个新的化学药物进入中国市场需要重复临床试验,以证明它的疗效是安全可靠的。针对此问题,国家已对有关政策正在进行相应的改进。

新药若列入到我国医保报销目录,需再次审批,这就牵涉到地区之间的招标,而即使医保目录已经审定完成,其下达各地各级医院的执行速度仍旧缓慢,延缓了新药审批后最终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时间。

肿瘤患者在临床上乱收乱治的现象非常严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同样是我们最常忽视的问题。许多非肿瘤专科科室收治肿瘤病人,而未进行过系统的肿瘤专业培训的医生,往往不能提供给患者一个全程化、合理化、规范化、个体化的诊疗计划,大大降低了患者的预后,并不能给患者带来长期的生存获益,而且在晚期肿瘤姑息治疗方面做得也并不到位,无法贯彻最佳支持治疗、舒缓医疗。

“在临床上并不是所有的治疗对病人都有效果。同样的一个病,同样的药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果。有些病人花了钱,却受了罪,一点疗效都没有,但目前科学还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张先稳说。

专家呼吁,“所有医院都要强调规范收治肿瘤病人,做到专病专治,提供给患者一个全程化、个体化的治疗理念,也能够输出最佳的治疗模式,为肿瘤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尽最大的努力。”

实际上肿瘤的防治最主要的是早诊断,早治疗。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今我国新药的研发还存在不足。中国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并不多,具体的有齐鲁制药的吉非替尼、浙江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厦门特宝生物的派格宾、恒瑞医药的阿帕替尼,以及即将上市的PD-1/PD-L1、呋喹替尼等。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研发进展比较慢,无法和国外达到同步。

除此,基础研究还需要突破。以肿瘤血管新生理论为例,在1975年Folkman教授就提出此理论,由于缺乏物质基础,他提出之后的10年内没有任何一个专家站出来同意他,他一直很孤独,也一直在这个理论中徘徊。

后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发现为Folkman的肿瘤血管生成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与此相关的药物安维汀(又称贝伐珠单抗)在1999年就已产生出来,但其真正开始应用也是最近15年左右的事情。

贝伐珠单抗在2004年2月26日获得FDA批准,2005年1月12日获得欧洲EMA批准,2010年2月26日获得中国CFDA批准上市。国内称为:安维汀。从1975年理念提出到现在的大量应用,已经过去了整整42年,时间非常漫长,因此基础理论的突破能对临床起到很大的作用。

近10年来,丙肝发病率持续上升。国外早就有药了,其中AbbVie公司推出的新药,称治愈率达百分之百。美国允许用仿制药,所以便宜。由于我国在名单外,现在虽然进来了,却还是贵。特别是目前国内医院和药店都没有提供。丙肝患者不得不通过“特别途径”从海外邮购,全口服DAA治疗,整个疗程至少要5万多。

在专家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是肿瘤防治与研究方面的“卡脖子”因素。国家与医疗机构都应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进一步提升我国肿瘤防治与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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